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界自由争论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主要有儒、道、法、兵、墨、名、阴阳、纵横、农、杂等家，他们展开了关于天道观、认识论、礼法制度、社会伦理、名实关系以及政治主张等问题的大论战。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对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唐杜佑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政书体通史。本书共二百卷，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讫唐天宝末年。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各门下又 分若干子目，子目以朝代为序，著录有关制度的历代大事记、奏疏、诏令等，其中对唐代记载特别详尽。《通典》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开创了政书体撰写的先 河，为后世此类史书的出现起了先导作用。此外，书中保留了大量珍贵史料，是研究唐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五均六筦是王莽新朝时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这些措施于王莽即位的次年起，先后公布施行，合称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也称五均六筦。所谓五均，指均市价以利四民和公家；另外一种说法是：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种民生用品加以赊贷；所谓赊贷，是由政府办理借贷。所谓六筦，除了本段第一句的解释外，另一种说法是前面所说的五均（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种民生用品加以赊贷）加上酒的官卖，合称“六筦”。五均六筦施行了十几年，到地皇二年（公元21年）才准备废除，地皇四年（公元23年）时新莽政权就告败亡。

　　公元前651年齐国为确立霸主地位而举行的会盟。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盟约申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还规定同盟诸国不要乱筑河堤，不要囤积粮食，不要擅以田邑封给别人而不报告天子。葵丘之盟使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

　　明朝末年明金间的一次重大战役。1619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决定“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后金军在作战指挥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萨尔浒大战以后金全胜、明军大败而结束。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太平天国1853年提出的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纲领。其主要内容有：平均分配土地，将所有土地分为三等，按人口平均分配；分配问题上，规定农副业产品除满足生活需要外，全部上交“圣库”即国库所有；基层组织以“两”为单位，实施对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包括多方面内容的纲领性文献，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社会经济生活及宗教活动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它集中反映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剥削和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同时由于受阶级和时代局限，带有明显的落后性和空想性。

　　魏晋南北朝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密 切的联系，为隋唐中外文化的大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中国同朝鲜的关系。此时朝鲜分为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部分，它们同中国的 南北政权都保持经常性的来往，百济王和高句丽王还多次受到各种册封，其前来中国的 使节也很多；中国的三史、五经、《三国志》等书籍及医药、历法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的语言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朝鲜的《箜篌引》乐曲和新罗的伽椰琴等乐器也传入中国。

　　（2）中国同日本关系。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曹魏时期，邪马台女王 曾派遣使者来华；南北朝时期，日本又多次派使者来中国；通过双方来往及百济等国的 转输，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中国的书籍、工艺技术等都传到了日本，还有大量工匠移居 日本；中国的佛教文化也传入日本。梁武帝时，司马达在日本大和国弘扬佛教，是为佛 教传入日本之始。后来随佛教经典和佛像的传入，佛教在日本发展壮大起来。

　　（3）中国同南亚、东南亚的关系。印度佛教东来，来华僧侣多达70多人，中国僧侣 前往印度等国取经的近90人，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法显，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 的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佛教文化中的狮子及塔也传入中国，成为中国 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锡兰岛上的狮子国，六朝时和中国也有往来，东晋时曾派遣使 者来华赠送玉佛，宋文帝及梁武帝时也遣使来建康赠送方物。

　　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联系也很密切。孙吴曾派康泰、朱应出使林邑（越南南部）、扶 南（柬埔寨）等国，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传》，记叙了这些国家的情况。这 些国家也不断派遣使者来华；越南的交趾是中国与西方和南海诸国的必经之路，林邑和 南朝也有密切联系；中国的造酒、养蚕术传入老挝，水车、建筑、造纸、纺织等技术传 入到越南，越南的玻璃制造术也传入中国。

　　（4）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的关系。这些地区除了继续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北方 保持联系外，还通过海路与中国交往，南方的广州、建康和北方的长安、洛阳是当时对 外交流中心；各国使团、使者大量来华，中外交流出现繁荣势头；通过友好往来，大秦 等国的石棉布、水银、玻璃、药材、汗血马等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铜器、养蚕术等 输出到大秦、波斯等国；西域的杂技百戏，如魔术、假面戏等也大为流行，西域歌舞也 风行朝野，日常用品、奢侈品也大量输入。

　　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中国渗透。中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受到冲击，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1）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受到外国商品的冲击。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商品大量涌入。输入量激增，激化 了中国因白银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加剧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通商口岸地区受 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特别 是西方棉纺织品的输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

　　（2）中国对外贸易的赖性增强，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地。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入的茶叶、丝等农产品数量增加很快。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与商品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3）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畸形繁荣，出现了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买办阶层。战争后，通商口岸地区成为外国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带动了这些城市的畸形发展，尤以上海最为突出；侵略者还在通商口岸划定租界，享有治外法权，租界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通商口岸还出现了一些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联系，同时在经济上有相当的实力，政治舞台上也开始显露头角。

　　（4）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并出现了最早的无产阶级。战争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口岸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如书馆、报刊、船坞、印刷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的新变化。

　　综上，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经济势力的侵入使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动摇，呈现出封建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西 方经济侵略势力与本国经济交织的局面。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从1271年至1368年，前后共历一百余年。元朝的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特点，呈现出先进与落后、汉化和胡俗、安定与混乱并存的局面，其兴衰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元朝将疆域内的各民族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四等人在政治待遇、法律地位、经济负担以及其他权利义务上有种种不平等的规定；蒙古人在政府机关中把持正职，汉人及南人只能充当副职，蒙古人居于核心地位；科举取士上，汉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分配名额与蒙古人、色目人相等；赋役征发上，汉人的负担也远重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如括马，蒙古人不括，色目人括取三分之二，汉人、南 人则全部括取。终元一朝，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都十分明显，这是元代统治不稳固、最终衰亡的重要原因。

　　（2）统治阶层的内耗。元朝初期，就曾发生李瑄之叛和海都、乃颜之叛。元朝统治稳固后，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更为突出。至治三年（1323年），御史大夫铁失勾结诸王贵族刺杀丞相拜住及英宗，是为“南坡之变”；大臣之间争权夺利也经常发生，先后有阿合马及桑哥事件。统治阶级的内耗，扰乱了政治秩序，并祸及百姓，激化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

　　（3）各级政权的腐败。元朝政权巩固之后，骄奢淫逸之风愈演愈烈，后期达到惊人地步。帝王赏赐臣下，土地动辄千百顷；花费大量财物用于迷信活动；地方官吏贪污更是不计其数。元政府为了弥补国库亏空，发行新钞，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各级政权的奢侈腐败，使社会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加剧了元朝统治的危机。

　　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到1905年12月成立学部，清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令，逐步推出各项新政。

　　（1）行政制度改革。主要是调整机构、整顿吏治。1901年7月， 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1903年，设立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1905年设立了巡警部。为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1905年，清政府又设立了学部，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以及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

　　（2）经济改革。1903年8月，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商部，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工商业，还包括农业。商部在清政府各部中位于第二位，仅次于外务部，反映了清政府对农工商业的重视，1906年，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岢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这一系列改革和法令的推行，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视工商为末务的现象，促使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办工商业的热潮，使中国厂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3）军事改革。1901年8月，清政府下诏停止武科举，并令各省裁撤防勇， 改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练新式枪炮。1902年底，清廷在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练兵大臣。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一镇，约12500人，1904年9月，练兵处会同兵部奏定《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等条规，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清廷为独揽军权，于1905年合兵部与练兵处为陆军部。

　　（4）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制等，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1901年，清廷下诏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者一律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为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为小学堂，各地设蒙养学堂。1902 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该年为农历壬寅年，因此称为“壬寅学制”，但并未付诸实施。1904年，清政府颁布张之洞和张百熙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堂类型比较齐全、体制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同时，清政府还提倡、奖励出洋留学。1902年12月，清政府批准外务部制定的留学生章程，规定凡学成归国者，分别奖以翰林、进士、举人出身并按等录用。此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二）影响。清末新政的启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推动着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资产阶级立宪思想迅速兴起，立宪运动逐步开展，进一步推动清末改革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

　　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界自由争论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主要有儒、道、法、兵、墨、名、阴阳、纵横、农、杂等家，他们展开了关于天道观、认识论、礼法制度、社会伦理、名实关系以及政治主张等问题的大论战。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对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唐杜佑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政书体通史。本书共二百卷，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讫唐天宝末年。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各门下又 分若干子目，子目以朝代为序，著录有关制度的历代大事记、奏疏、诏令等，其中对唐代记载特别详尽。《通典》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开创了政书体撰写的先 河，为后世此类史书的出现起了先导作用。此外，书中保留了大量珍贵史料，是研究唐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五均六筦是王莽新朝时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这些措施于王莽即位的次年起，先后公布施行，合称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也称五均六筦。所谓五均，指均市价以利四民和公家；另外一种说法是：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种民生用品加以赊贷；所谓赊贷，是由政府办理借贷。所谓六筦，除了本段第一句的解释外，另一种说法是前面所说的五均（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种民生用品加以赊贷）加上酒的官卖，合称“六筦”。五均六筦施行了十几年，到地皇二年（公元21年）才准备废除，地皇四年（公元23年）时新莽政权就告败亡。

　　公元前651年齐国为确立霸主地位而举行的会盟。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盟约申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还规定同盟诸国不要乱筑河堤，不要囤积粮食，不要擅以田邑封给别人而不报告天子。葵丘之盟使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

　　明朝末年明金间的一次重大战役。1619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决定“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后金军在作战指挥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萨尔浒大战以后金全胜、明军大败而结束。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太平天国1853年提出的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纲领。其主要内容有：平均分配土地，将所有土地分为三等，按人口平均分配；分配问题上，规定农副业产品除满足生活需要外，全部上交“圣库”即国库所有；基层组织以“两”为单位，实施对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包括多方面内容的纲领性文献，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社会经济生活及宗教活动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它集中反映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剥削和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同时由于受阶级和时代局限，带有明显的落后性和空想性。

　　魏晋南北朝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密 切的联系，为隋唐中外文化的大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中国同朝鲜的关系。此时朝鲜分为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部分，它们同中国的 南北政权都保持经常性的来往，百济王和高句丽王还多次受到各种册封，其前来中国的 使节也很多；中国的三史、五经、《三国志》等书籍及医药、历法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的语言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朝鲜的《箜篌引》乐曲和新罗的伽椰琴等乐器也传入中国。

　　（2）中国同日本关系。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曹魏时期，邪马台女王 曾派遣使者来华；南北朝时期，日本又多次派使者来中国；通过双方来往及百济等国的 转输，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中国的书籍、工艺技术等都传到了日本，还有大量工匠移居 日本；中国的佛教文化也传入日本。梁武帝时，司马达在日本大和国弘扬佛教，是为佛 教传入日本之始。后来随佛教经典和佛像的传入，佛教在日本发展壮大起来。

　　（3）中国同南亚、东南亚的关系。印度佛教东来，来华僧侣多达70多人，中国僧侣 前往印度等国取经的近90人，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法显，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 的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佛教文化中的狮子及塔也传入中国，成为中国 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锡兰岛上的狮子国，六朝时和中国也有往来，东晋时曾派遣使 者来华赠送玉佛，宋文帝及梁武帝时也遣使来建康赠送方物。

　　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联系也很密切。孙吴曾派康泰、朱应出使林邑（越南南部）、扶 南（柬埔寨）等国，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传》，记叙了这些国家的情况。这 些国家也不断派遣使者来华；越南的交趾是中国与西方和南海诸国的必经之路，林邑和 南朝也有密切联系；中国的造酒、养蚕术传入老挝，水车、建筑、造纸、纺织等技术传 入到越南，越南的玻璃制造术也传入中国。

　　（4）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的关系。这些地区除了继续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北方 保持联系外，还通过海路与中国交往，南方的广州、建康和北方的长安、洛阳是当时对 外交流中心；各国使团、使者大量来华，中外交流出现繁荣势头；通过友好往来，大秦 等国的石棉布、水银、玻璃、药材、汗血马等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铜器、养蚕术等 输出到大秦、波斯等国；西域的杂技百戏，如魔术、假面戏等也大为流行，西域歌舞也 风行朝野，日常用品、奢侈品也大量输入。

　　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中国渗透。中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受到冲击，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1）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受到外国商品的冲击。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商品大量涌入。输入量激增，激化 了中国因白银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加剧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通商口岸地区受 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特别 是西方棉纺织品的输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

　　（2）中国对外贸易的赖性增强，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地。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入的茶叶、丝等农产品数量增加很快。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与商品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3）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畸形繁荣，出现了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买办阶层。战争后，通商口岸地区成为外国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带动了这些城市的畸形发展，尤以上海最为突出；侵略者还在通商口岸划定租界，享有治外法权，租界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通商口岸还出现了一些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联系，同时在经济上有相当的实力，政治舞台上也开始显露头角。

　　（4）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并出现了最早的无产阶级。战争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口岸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如书馆、报刊、船坞、印刷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的新变化。

　　综上，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经济势力的侵入使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动摇，呈现出封建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西 方经济侵略势力与本国经济交织的局面。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从1271年至1368年，前后共历一百余年。元朝的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特点，呈现出先进与落后、汉化和胡俗、安定与混乱并存的局面，其兴衰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元朝将疆域内的各民族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四等人在政治待遇、法律地位、经济负担以及其他权利义务上有种种不平等的规定；蒙古人在政府机关中把持正职，汉人及南人只能充当副职，蒙古人居于核心地位；科举取士上，汉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分配名额与蒙古人、色目人相等；赋役征发上，汉人的负担也远重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如括马，蒙古人不括，色目人括取三分之二，汉人、南 人则全部括取。终元一朝，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都十分明显，这是元代统治不稳固、最终衰亡的重要原因。

　　（2）统治阶层的内耗。元朝初期，就曾发生李瑄之叛和海都、乃颜之叛。元朝统治稳固后，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更为突出。至治三年（1323年），御史大夫铁失勾结诸王贵族刺杀丞相拜住及英宗，是为“南坡之变”；大臣之间争权夺利也经常发生，先后有阿合马及桑哥事件。统治阶级的内耗，扰乱了政治秩序，并祸及百姓，激化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

　　（3）各级政权的腐败。元朝政权巩固之后，骄奢淫逸之风愈演愈烈，后期达到惊人地步。帝王赏赐臣下，土地动辄千百顷；花费大量财物用于迷信活动；地方官吏贪污更是不计其数。元政府为了弥补国库亏空，发行新钞，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各级政权的奢侈腐败，使社会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加剧了元朝统治的危机。

　　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到1905年12月成立学部，清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令，逐步推出各项新政。

　　（1）行政制度改革。主要是调整机构、整顿吏治。1901年7月， 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1903年，设立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1905年设立了巡警部。为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1905年，清政府又设立了学部，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以及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

　　（2）经济改革。1903年8月，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商部，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工商业，还包括农业。商部在清政府各部中位于第二位，仅次于外务部，反映了清政府对农工商业的重视，1906年，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岢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这一系列改革和法令的推行，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视工商为末务的现象，促使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办工商业的热潮，使中国厂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3）军事改革。1901年8月，清政府下诏停止武科举，并令各省裁撤防勇， 改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练新式枪炮。1902年底，清廷在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练兵大臣。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一镇，约12500人，1904年9月，练兵处会同兵部奏定《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等条规，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清廷为独揽军权，于1905年合兵部与练兵处为陆军部。

　　（4）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制等，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1901年，清廷下诏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者一律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为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为小学堂，各地设蒙养学堂。1902 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该年为农历壬寅年，因此称为“壬寅学制”，但并未付诸实施。1904年，清政府颁布张之洞和张百熙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堂类型比较齐全、体制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同时，清政府还提倡、奖励出洋留学。1902年12月，清政府批准外务部制定的留学生章程，规定凡学成归国者，分别奖以翰林、进士、举人出身并按等录用。此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二）影响。清末新政的启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推动着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资产阶级立宪思想迅速兴起，立宪运动逐步开展，进一步推动清末改革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尊龙人生就是播手机版琴川汇谱序等效质量机构左前导轨沙滩凳插销文益天下啮入交叉带传动